鄭和遠洋船,它們最后去了哪里?是被廢棄了,還是被銷毀了?

我國古代的統治者不看重航海事業發展,所以直到清朝海軍仍不受重視。所以,在數千年封建史中,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便是“鄭和下西洋”了。

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段可被外界稱之為“海洋霸主”的時期,鄭和在28年的時間里先后率領船隊七下西洋,將大明的國威宣揚到三十多個海外國家。

可惜,這種壯舉就像是曇花一現一樣,從這以后中國再未進行過如此大規模的航海活動。就在鄭和船隊第七次完成了使命之后,這一系列航海檔案也被當局銷毀。

那么,鄭和的寶船及那些領先世界的遠洋船,它們最后去了哪里呢?是被廢棄了,還是被銷毀了呢?

檔案都是寫在紙上或書簡上的文字,所以銷毀起來十分容易。然而,鄭和船隊的遠洋船起碼有上千艘,這么多大型船只的銷毀,總不至于一點痕跡都沒留下吧?

可怪就怪在這里,史料中我們根本無法找到相關的記載。

在《客座贅語》中,我們可以看到鄭和船隊遠洋船的規格和大小:“今城之西北有寶船廠。永樂三年三月,命太監鄭和等行賞賜古里、滿剌諸國,通計官校、旗軍、勇士、士民、買辦、水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余員名。寶船共六十三號,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,闊一十八丈;中船長三十七丈,闊一十五丈。”《瀛涯勝覽》是鄭和船隊隨船翻譯所著的作品,這里面亦給出了相同的數據,由此可見這組信息可信度極高。

將當時的度量衡折算成現在的公制,鄭和寶船的長度約為150公尺,寬約61公尺,排水量在兩萬噸以上。即便是現在,能達到這個標準的船只也不多。寶船的主桅高度超過了72米,堪比一棟大廈。這一組數據,讓人不由得對船只的材質產生質疑。如果說打造遠洋船的主材料是木質,那么,這等規模的巨輪是如何承受住海上風浪的?它的動力來源只是風帆嗎?

從《崇明縣志》中的記載可以看出,這艘寶船由于體積過大,吃水量太深,連停泊都成問題,甚至無法駛入長江。倘若能掌握這樣的造船技術,那么,我國古代的航海業無疑會笑傲世界。

就像鄭和所說的那樣:“欲國家富強,不可置海洋于不顧。財富取之海,危險亦來自海上。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,華夏危矣。我國船隊戰無不勝,可用之擴大經商,制服異域,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。”

一旦這種領先優勢被其他國家奪走,那么,中國便會陷入外患。這句話是相當有遠見卓識的,發生在晚清的北洋海戰就是最好的反證。由此可見,早在鄭和時代,時人就已經意識到了航海事業的重要性。

但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,當局竟否定了七下西洋,甚至,將此前的成果全部破壞呢?

《王賡武自選集》的作者認為,明朝之所以停止下西洋,是因為當局認為明朝的國力強盛,已經失去了繼續遠洋的必要。因為,鄭和下西洋所經過的國家,都是遠遜于中國的弱小國家,他們不可能對中國造成威脅。

這一點,在《星槎勝覽》、《瀛涯勝覽》、《西洋番國志》等著作中亦有提及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明朝統治者犯了和清朝皇帝一樣驕傲自大的毛病,他們的目光僅局限于當下,并沒有考慮到海外諸國亦會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強。

我國航海史研究會則總結了另一個原因,該研究會的學者認為當時的明朝統治者認為下西洋的開銷巨大,且收效完全不值一曬,所以才終止這一壯舉。永樂年間,朝廷打造兩千艘遠洋船,每艘船花費的銀兩在五千上下。這還只是造船所耗的費用,為了揚威,當時每艘船上還裝載了大量華而不實的裝飾物,這又是一筆不菲的開銷。

憲宗時期,有朝臣劉大夏指出:“三保下西洋,費錢糧數十萬,軍民死且萬計,縱得奇寶而回,于國家何益!此特一敝政,大臣所當切諫者也。舊案雖存,亦當毀之以拔其根,尚何追究其有無哉!”這位諫臣,顯然沒有看到隱藏在航海事業背后巨大的經濟利益,只看見了短期的蠅頭小利,所以他甘愿冒著掉腦袋的風險,也要阻止憲宗“重蹈覆轍”。

而劉大夏,正是銷毀了鄭和航海檔案的罪魁禍首。

然而,仔細讀文獻我們不難發現,鄭和下西洋之前國內尚無成套的航海理論,七下西洋完全是從無到有的探索。所以,只要統治者想要發展航海業,就算劉大夏銷毀了那些資料也無傷大雅。

那么,劉大夏為何還要執意銷毀所有航海檔案呢?

原因只有一個,劉大夏的初衷根本沒有那么大義凜然,他考慮到的并不是“國家的利益”,而是“自身的利益”。

在明朝前中期,文官集團無疑是明朝資本家的利益代言人,所以他們自然會掐斷所有外貿活動,從內部貿易中瓜分利益。在劉大夏之前,朝廷曾出臺了“胡椒代發薪俸”等政策,這顯然已觸及到文官集團的既得利益。

不過,明憲宗對這些一無所知,他甚至對“番舶始集,諸貨寶南北巨輸,此佛山為樞紐,商務益盛”也缺乏了解,正因為他想要了解海外貿易所帶來的巨大收益,所以他才會考慮閱讀那些航海資料,并效仿明成祖再次進行一番遠洋冒險。

所以,劉大夏甘愿用自己的腦袋當賭注,也要蒙蔽明憲宗的眼睛,不讓他看到隱藏在航海事業背后的真相。文臣集團的誘導,使大明海禁如期而至,后又引發了一系列惡性循環。海禁的政策雖然出臺了,但文官集團根本不會認真執行,他們采取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,順便從海上走私中牟利。

以至于,到了嘉靖年間,海上走私的規模已經相當可觀。海上貿易的發展前景如此巨大,而國家的政策又不嚴格,所以參與走私的人越來越多。在陸地貿易線上,往往會有山賊鋌而走險,海上也不例外。于是乎,一群以劫掠走私為利益來源的海盜迅速崛起,他們在打劫商船之余,還會劫掠沿海的百姓。

有不少學者覺得,明朝中期之所以涌現了大量海盜,就是因為海禁的實行,實則不然。若海禁實行到位,走私現象將被有效地扼制住,沒有了生意的海盜哪有發展空間呢?在為了針對海盜而增強海禁的政策出臺以前,海禁只是一紙空文,根本沒有什么約束力,所以海盜才會越來越多。

《海澄縣志》里說的已經非常明白了,當時有不少富商靠走私生意一夜暴富,打造了不少遠洋船。正因他們在海上獲取的利益讓人眼紅,所以才“誘寇內訌,有司法繩不能止”。

海盜的出現,讓繁榮的走私貿易受到了巨大損害。因此,既得利益蒙受損失的文官集團也想治理海患。先前他們既不廢除沒有實際意義的海禁,又不增強海禁,就是因為有了海禁朝廷便不會向進行海上貿易的走私者收稅,他們可以從中漁利。

不過,在海盜問題越來越嚴峻的情況下,這筆買賣就變得不再劃算了。為了盡可能地保住利潤,他們不得不借助朝廷的力量剿滅海盜。不過,這樣勢必會讓朝廷涉入對海上貿易的控制管理中。

因此,文官集團首先做的并不是對付海盜,而是讓海上貿易變得合法。至于該如何繼續從中牟利,則憑借文官集團的影響力將海上稅收控制在盡可能低的范圍內。所以,才有了后來的“隆慶開關”。

很多史學愛好者對“隆慶開關”的褒揚過分夸張,認為它就像是明朝海上貿易繁榮與否的分界線,實則不然。海上貿易在此之前就已存在,而且也相當繁榮,否則也不會引來海盜的覬覦了。海上貿易線是需商人們長期運營才能打通的,絕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
因此,“隆慶開關”的唯一意義就是讓走私商變成了合法商,從此開始向朝廷繳納一定稅金,僅此而已。

不知不覺講了這么多,從鄭和七下西洋扯到“隆慶開關”,但這并不算偏題,因為從明朝航海事業的發展上我們就能看出,不論是鄭和的功績遭到否定還是后來的海上走私、海禁政策、貿易合法化,都是文官集團下的一大盤棋而已。

推動了這一切的,絕不是什么守舊的儒學思想,亦或是某個大臣的個人原因,而是永恒的利益。只可惜,明成祖和鄭和用了二十多年時間創造的海上奇跡,就這樣成了既得利益者的犧牲品,遭到了否定和質疑。

更可怕的是,上位者對航海事業的不重視,直接導致清朝末期那場決定王朝命運的海戰的失敗,最終以船堅炮利突破國門的侵略者驚訝地發現,那個曾七度向世界耀武揚威的海上強國早已名存實亡。

參考資料:

【《明史》、《海澄縣志》《星槎勝覽》、《瀛涯勝覽》、《西洋番國志》、《王賡武自選集》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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